2015年6月5日晚，由bevictor伟德主办的求智读书会第二十二次活动暨2014—2015学年春季学期第五次活动在bevictor伟德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本次读书会由国际政治系于海洋副教授主持，来自bevictor伟德的部分本科生参加了活动。本次读书会讨论的主题为“战略的比较与决策主体倾向性的形成”，本次讨论共分两个阶段进行。

    首先，老师向大家介绍了弗朗西斯贝瑞的政策研究中的创新和传播模型。政策发明与政策创新不同之处在于对制度的首创。解释政策创新有两个模型，其一是传播模型，另一个是内部决定模型。

    传播模型在有限时间内有限方案之间能够简化政策的渐变过程，分为四种类型全国互动模型、区域传播模型、领导跟进模型、垂直影响模型四种类型。老师以德国和法国福利改革的对比为例说明在有充裕时间改革的情况下政府一般不会有迫切动力进行政策改革证明了这一观点。传播模型发生的原因是由学习成功经验、精英之间的竞争以及公共压力导致的，传播在同质化的行为体之间效果较好，习得的成功率较高。其缺陷在于它不关注人们为什么进行选择。内部因素模型主要关注采纳概率。其关键变量有创新动机，主要表现为选举压力，换届压力；克服障碍的可用资源；决策者自身特殊偏好和国情。贝瑞认为在创新过程中，一个能够创新的政府是对外部环境适应性和容忍能力比较强的政府。

    在活动的第二阶段，结合刚才理论的介绍老师谈到了中国近代国家转型的问题。首先老师向大家提出了三个思考问题。什么时候中国政府意识到自己要去学习并有明确学习目标？中国政府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进行学习的？学习的先后顺序是由什么决定的？在讨论的过程中，老师就费正清和孔飞力两种解释中国近代转型的学说进行了比较。费正清主要通过危机——回应说来解释中国近代转型。而孔飞力认为近代中国转型的三个根本性议程在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中国转型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中央权威的重建和对地方分离主义的打击的基础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以中西的接触与学习为契机通过扭转近代以来的分离趋势来实现传统上的大一统目标。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中国战略主体的倾向性可能存在变化但中国一直都在寻找良好的政治控制，我们一直是在政治控制主导下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

    最后，于老师一一回答了同学们的问题并对本次读书会进行了总结并布置了下一次读书会的任务。

                                        bevictor伟德：赵德昊  滕亮

                                                2015年6月9日